日共的地下组织把城里的情况用地下电台传了出来。
德田在福冈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里收到电报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给前指回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
“请联军继续推进。
不要停。
我们的人正在城里组织百姓们反抗。我们需要联军的炮声帮我们撑腰。
如果联军停下来，军部会把所有孩子都绑上炸药。
如果联军继续打，军部就来不及做完。”
东大的同志把电报看了两遍，把细木棍在地图上重新拿起来。
他指着东京市区说：
“推进暂缓，但炮击不停。
每天定时炮击外围军事目标，不打居民区。
炮声要让城里的人听到。
让军部知道我们还在。
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还在。
救援组的行动继续。
同时，通知德田同志——请他在城里组织好乡亲们，告诉他们联军在哪个方向，告诉他们从哪条路能走出来。
我们在这边接应。”
命令下达了。
炮击恢复，但炮弹只落在日军已知的军事据点和弹药库上，居民区一栋房子都不碰。
炮声每天响两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钟。东边的三条通道保持开放，日共的联络员在通道两侧的废墟里贴上手写的指路标语。
从城里逃出来的母亲们沿着这些标语往东走，走到接待站，登记，然后被问一句话——“你家里有没有孩子被带走了？”
如果有，她们会被带到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摊着一张东京市区的大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联军已经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亲们趴在地图上找，找到一个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着笑；有的人没找到，站着不动，眼泪从脸上淌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从一月下旬开始，东京城里的反抗声越来越大。
不是武装反抗——母亲们手里没有枪。但母亲们有嘴，有腿，有把整个城市走遍的力气。
她们在宪兵队门口哭，在义勇队集合点门口跪着，在少年突击队的营房外面喊孩子的名字。
宪兵打她们，赶她们，抓她们。
但人越抓越多，哭声越赶越响。
到最后，有些义勇队的士兵——他们自己也是父亲，也有孩子被编进了少年突击队——开始悄悄放人。
一个宪兵军曹后来在战俘营里说了一句话，被记录在案：
“我放了五个孩子。每放一个，我就在名册上划掉一个名字。
我知道名册对不上了，但我没办法。
我看着那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一月二十八日，联军从东京外围阵地上解救的孩子总数超过了五百人。
炮击仍在继续。通道仍然开放。
母亲们的哭声从城里传出来，和炮声混在一起，像某种低沉的、持续不断的、不肯停歇的东西。
一天之前，东京。
市谷。
陆军参谋本部地下掩体。
一月二十九日。
市谷台地的地下掩体是昭和初年修建的，钢筋混凝土浇筑，顶层厚度超过三米，据说能扛住五百公斤炸弹的直接命中。
掩体里有三层，最上层是作战室和通讯室，中层是指挥官休息室和会议室，下层是仓库和发电机房。
当初修建的时候，参谋本部的人说这是“固若金汤”。
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
掩体确实能扛住炸弹，但扛不住坏消息。
可是坏消息似乎比炸弹更重，更密，更持久。
它从每一个角落渗进来，从每一根电话线里爬进来，从每一个走进掩体的人脸上看出来。
掩体现在还在运转，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只是在等最后一颗炮弹落下来。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原本的会议时间是三天前，但那天开会开到一半，通讯室收到消息说联军炮击了市谷北面的一个弹药库，爆炸波及了附近的民房，整片街区都在烧。
会议中断了。
东条去楼顶看了火势，回来之后没有再坐下，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散会”。
今天重新开会，人比上次又少了几个。
陆军参谋次长没有来——据说病了，在东条办公室里留了一张假条。
军务局长坐在角落里，一直低着头。
海军方面来了一个军令部的通信参谋，代替之前那个总长。
内阁只来了一个人，是首相的秘书，说首相“身体不适”。
天皇的近侍木户也没有来。没有人问为什么。
会议开始的时候，东条让作战课长念战报。
作战课长翻开簿册，念了第一条：
“埼玉方向，我第十五联队残部于二十七日夜向联军投降，人数约四百人。
联队旗被焚烧。”
东条没有反应。
作战课长继续念：
“东京北郊，第二十一义勇大队于二十八日晨集体放下武器，向联军阵地投诚，人数约六百人。
带队军官被部下捆绑后交给联军。”
东条还是没有反应。
作战课长翻到下一页：
“足立区，我宪兵队于二十八日下午遭到市民围堵，宪兵两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
武器被抢。
少年突击队营房被冲击，约三百名儿童被市民带走。”
作战课长停了一下，看了一眼东条，然后继续念：
“城东各通道，自二十六日以来，共有约七千名平民脱离城区，进入联军接待站。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作战课长念完，合上簿册，退后一步。
掩体里很安静。通风管道的嗡嗡声和远处炮击的闷响从头顶传进来，一下一下的。
东条坐在长桌的主位，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交叉，指关节发白。
他的军装领口敞着，没有系风纪扣。他的头发乱了几缕，垂在额角。
他今年五十五岁，但看起来像七十岁。
他的眼窝深陷，眼珠是黄的，眼皮耷拉着，像两片快要落下来的枯叶。
他的嘴唇干裂，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像刀刻的。
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十五联队，投降了。二十一义勇大队，投降了。宪兵队被打了。少年突击队被抢了。七千个平民跑了。你们告诉我，还有什么没丢的？”
没有人回答。
东条把目光转向军务局长：
“本州东部的增援，到了哪里？”
军务局长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动，说：
“仙台方向的第二师团残部，在向东京移动的途中遭遇联军航空兵轰炸，损失过半，目前困在福岛以北。
山形方向的独立混成旅团，在越过阿武隈川时被联军切断退路，正在向山里撤退。
水户方向——通讯中断，情况不明。”
东条听完，没有追问。
他把目光转回桌面，看着那份摊开的战报。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把战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从桌上的笔筒里摸出一支笔——还是那支钝的，笔尖似乎是早已被磨平——在空白处画了一道线。
线很短，从左到右，像一道抓痕。他把笔搁下，说了一句话：
“我当初说，打到东京，跟他们打巷战。
每一个街区，每一栋房子，每一间屋子。一寸一寸地打。
让他们每走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然后他们就会坐下来谈。
就会给我们一个体面的出路。”
他停了一下。通风管道的嗡嗡声忽然大了一瞬，又低下去。
“现在呢？他们在城外炮击我们。
他们用传单把我们的老百姓叫走。
他们在城里煽动我们的士兵投降。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在干什么？
他们在放孩子。
他们在捆自己的长官。
他们举着白旗往联军的阵地上跑。我们的军队已经不想打了。”
德田在福冈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里收到电报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给前指回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
“请联军继续推进。
不要停。
我们的人正在城里组织百姓们反抗。我们需要联军的炮声帮我们撑腰。
如果联军停下来，军部会把所有孩子都绑上炸药。
如果联军继续打，军部就来不及做完。”
东大的同志把电报看了两遍，把细木棍在地图上重新拿起来。
他指着东京市区说：
“推进暂缓，但炮击不停。
每天定时炮击外围军事目标，不打居民区。
炮声要让城里的人听到。
让军部知道我们还在。
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还在。
救援组的行动继续。
同时，通知德田同志——请他在城里组织好乡亲们，告诉他们联军在哪个方向，告诉他们从哪条路能走出来。
我们在这边接应。”
命令下达了。
炮击恢复，但炮弹只落在日军已知的军事据点和弹药库上，居民区一栋房子都不碰。
炮声每天响两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钟。东边的三条通道保持开放，日共的联络员在通道两侧的废墟里贴上手写的指路标语。
从城里逃出来的母亲们沿着这些标语往东走，走到接待站，登记，然后被问一句话——“你家里有没有孩子被带走了？”
如果有，她们会被带到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摊着一张东京市区的大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联军已经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亲们趴在地图上找，找到一个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着笑；有的人没找到，站着不动，眼泪从脸上淌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从一月下旬开始，东京城里的反抗声越来越大。
不是武装反抗——母亲们手里没有枪。但母亲们有嘴，有腿，有把整个城市走遍的力气。
她们在宪兵队门口哭，在义勇队集合点门口跪着，在少年突击队的营房外面喊孩子的名字。
宪兵打她们，赶她们，抓她们。
但人越抓越多，哭声越赶越响。
到最后，有些义勇队的士兵——他们自己也是父亲，也有孩子被编进了少年突击队——开始悄悄放人。
一个宪兵军曹后来在战俘营里说了一句话，被记录在案：
“我放了五个孩子。每放一个，我就在名册上划掉一个名字。
我知道名册对不上了，但我没办法。
我看着那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一月二十八日，联军从东京外围阵地上解救的孩子总数超过了五百人。
炮击仍在继续。通道仍然开放。
母亲们的哭声从城里传出来，和炮声混在一起，像某种低沉的、持续不断的、不肯停歇的东西。
一天之前，东京。
市谷。
陆军参谋本部地下掩体。
一月二十九日。
市谷台地的地下掩体是昭和初年修建的，钢筋混凝土浇筑，顶层厚度超过三米，据说能扛住五百公斤炸弹的直接命中。
掩体里有三层，最上层是作战室和通讯室，中层是指挥官休息室和会议室，下层是仓库和发电机房。
当初修建的时候，参谋本部的人说这是“固若金汤”。
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
掩体确实能扛住炸弹，但扛不住坏消息。
可是坏消息似乎比炸弹更重，更密，更持久。
它从每一个角落渗进来，从每一根电话线里爬进来，从每一个走进掩体的人脸上看出来。
掩体现在还在运转，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只是在等最后一颗炮弹落下来。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原本的会议时间是三天前，但那天开会开到一半，通讯室收到消息说联军炮击了市谷北面的一个弹药库，爆炸波及了附近的民房，整片街区都在烧。
会议中断了。
东条去楼顶看了火势，回来之后没有再坐下，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散会”。
今天重新开会，人比上次又少了几个。
陆军参谋次长没有来——据说病了，在东条办公室里留了一张假条。
军务局长坐在角落里，一直低着头。
海军方面来了一个军令部的通信参谋，代替之前那个总长。
内阁只来了一个人，是首相的秘书，说首相“身体不适”。
天皇的近侍木户也没有来。没有人问为什么。
会议开始的时候，东条让作战课长念战报。
作战课长翻开簿册，念了第一条：
“埼玉方向，我第十五联队残部于二十七日夜向联军投降，人数约四百人。
联队旗被焚烧。”
东条没有反应。
作战课长继续念：
“东京北郊，第二十一义勇大队于二十八日晨集体放下武器，向联军阵地投诚，人数约六百人。
带队军官被部下捆绑后交给联军。”
东条还是没有反应。
作战课长翻到下一页：
“足立区，我宪兵队于二十八日下午遭到市民围堵，宪兵两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
武器被抢。
少年突击队营房被冲击，约三百名儿童被市民带走。”
作战课长停了一下，看了一眼东条，然后继续念：
“城东各通道，自二十六日以来，共有约七千名平民脱离城区，进入联军接待站。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作战课长念完，合上簿册，退后一步。
掩体里很安静。通风管道的嗡嗡声和远处炮击的闷响从头顶传进来，一下一下的。
东条坐在长桌的主位，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交叉，指关节发白。
他的军装领口敞着，没有系风纪扣。他的头发乱了几缕，垂在额角。
他今年五十五岁，但看起来像七十岁。
他的眼窝深陷，眼珠是黄的，眼皮耷拉着，像两片快要落下来的枯叶。
他的嘴唇干裂，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像刀刻的。
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十五联队，投降了。二十一义勇大队，投降了。宪兵队被打了。少年突击队被抢了。七千个平民跑了。你们告诉我，还有什么没丢的？”
没有人回答。
东条把目光转向军务局长：
“本州东部的增援，到了哪里？”
军务局长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动，说：
“仙台方向的第二师团残部，在向东京移动的途中遭遇联军航空兵轰炸，损失过半，目前困在福岛以北。
山形方向的独立混成旅团，在越过阿武隈川时被联军切断退路，正在向山里撤退。
水户方向——通讯中断，情况不明。”
东条听完，没有追问。
他把目光转回桌面，看着那份摊开的战报。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把战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从桌上的笔筒里摸出一支笔——还是那支钝的，笔尖似乎是早已被磨平——在空白处画了一道线。
线很短，从左到右，像一道抓痕。他把笔搁下，说了一句话：
“我当初说，打到东京，跟他们打巷战。
每一个街区，每一栋房子，每一间屋子。一寸一寸地打。
让他们每走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然后他们就会坐下来谈。
就会给我们一个体面的出路。”
他停了一下。通风管道的嗡嗡声忽然大了一瞬，又低下去。
“现在呢？他们在城外炮击我们。
他们用传单把我们的老百姓叫走。
他们在城里煽动我们的士兵投降。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在干什么？
他们在放孩子。
他们在捆自己的长官。
他们举着白旗往联军的阵地上跑。我们的军队已经不想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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