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
足立区。
一月六日。
千叶春子还依稀记得战前的日子。
不是记得哪一天，是记得那种感觉——每天早起，生火，煮粥，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去配给所排队。
队伍很长，但秩序勉强还好，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站着，偶尔聊几句当天的天气和米价。
那时候米虽然也不够吃，但还能买到。
春子会在粥里掺些萝卜和野菜，煮得稀稀的，但总能舀出两碗——一碗给婆婆，一碗给自己和女儿。
女儿放学回来会带回来一张成绩单，或者一张画，春子就把画贴在灶台旁边的墙上。
墙上贴了很多张，大多是白色的鸟，也有树和花。
那个时候的东京，街上有商店，有电车，有人力车。
电影院还在放电影，不过内容大部分都是“圣战”和“大捷”的新闻片。
春子不看电影，她嫌吵。
她最喜欢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澡堂，泡热水，和邻居们聊聊天。
澡堂里水汽弥漫，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说话的声音很清楚。
大家在那时候会讲真话。
有人说丈夫几个月没来信了，有人说儿子在满洲得了一回疟疾，有人说配给米又少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出了澡堂就装作没说过。
但春子觉得，那里面至少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然后联军就开始登陆了。
消息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
先是町内会的铃木会长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说“皇军在九州大破敌军”。
没有人信。
皇军从前线传来的消息从来都是“大破敌军”，但从前线回来的伤兵越来越多。
然后是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邻居偷偷告诉春子——邮局最近接到的“战死通知”比上个月多了一倍。
再然后，联军的空袭就来了。
第一次空袭的时候春子正在灶台前做饭，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她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咣当一声。
她抱着女儿往防空洞跑，跑了一半才想起婆婆还躺在床上。
她又跑回去，把婆婆背起来，再往防空洞跑。
防空洞里挤满了人，闷热，潮湿，还有一股莫名的发霉味。
有人在哭，有人在念佛经，还有人一言不发地蹲在角落里。
头顶上飞机的声音嗡嗡地响，很远，像一大群蚊子在飞。
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地面会震，洞顶的土簌簌往下落。
春子把婆婆和女儿搂在怀里，闭着眼，数着数，等那阵声音过去。
随着日军前线战事的吃紧，联军的空袭也越来越频繁。
空袭逐渐从一周一次变成三天一次，从三天一次变成每天一次，最后变成每天两次——一次在清晨，一次在傍晚。
春子家的窗户玻璃被震碎了两回，第一次用纸糊上了，第二次纸也没了，只能用破布塞。
屋顶的瓦片掉了好几块，下雨的时候漏水，春子用木盆接，接满了再倒。
配给所关门了，因为库房被炸了。
她只能去黑市买米，黑市的价格是官价的十倍，她把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换了一小袋米。
那袋米她吃了半个月，每天数着米粒下锅。
最让她难受的不是饥饿。饥饿她能忍。婆婆瘫痪在床，春子每天给她翻身、喂饭、擦身。婆婆从不说饿，只问——今天有没有英二的消息？
英二是春子的丈夫，三年前被征到满洲，此后音信全无。
春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能去安慰婆婆说也是安慰自己在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婆婆听了就点头，然后闭上眼。
春子不知道婆婆信不信这句话，但她自己不信。
她已经知道满洲那边的仗打了好几年了，回来的没几个。
她知道英二很可能已经死了，但她不能说。
她也不能对女儿说。
女儿已经学会不问爸爸了，只是偶尔在夜里偷偷哭，把脸埋在枕头里，以为春子听不见。
春子听见了，但她也不去戳破。
在联军空袭最凶的那段日子，春子每天只做一件事——把家里仅有的几件东西打包。
几件衣服，一盒火柴，半罐盐，婆婆的药，女儿的识字课本。她把包袱放在门口，随时准备跑。
但她不知道往哪里跑。
东京周围的城镇都在挨炸，往哪里跑都是炸弹。
她只能等。
春子觉得她仿佛是在等联军打进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等这个。
按道理，联军是敌人，是魔鬼，是军部说要“玉碎”的对象。
但春子发现自己不那么怕联军了。
她怕的是每天从天而降的炸弹，怕的是黑市上买不起的米，怕的是邻居们一个一个被征走，怕的是宪兵队半夜敲门把人带走。
这些恐惧是实实在在的。
联军的恐惧，春子还没亲眼见过。
一月初的某一天，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落在了春子家的院子里。
她捡起来，用手抹平了，看了两遍。
传单上说，东边有一条通道，可以从那里撤离，有粮食，有药品，不伤害平民。
春子把传单折起来，塞进衣襟里。
她没有立刻走。
她先去了隔壁，把传单上的内容告诉了佐藤婆婆。
佐藤婆婆听了，摇了摇头，说：
“我走不动了，你去吧。”
春子又去了街角的杂货铺，把消息告诉了老板娘。
老板娘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再看看。”
春子回到家里，坐在灶台前，把传单又看了一遍。女儿从里屋出来，站在她旁边，问：
“母亲，上面写了什么？”
春子说：
“写了……有一条我们的路。”
女儿问：
“什么路？”
春子想了想，说：
“不知道。但总比没有路好。”
第二天早上，春子把婆婆扶起来，给她穿上最厚的衣服，把剩下的干粮包好，把女儿的手牵紧。
她走出家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街上有几个邻居也在往外走，手里提着包袱，步子很快。
春子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房子。
那间住了十年的老屋，墙皮剥落，瓦片残缺，门框被空袭震得歪了，关不严。
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往东边走去。
她不知道东边有什么。
但她知道西边、北边、南边都是炸弹和刺刀。
她只能往东走。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
有推车的，有背孩子的，有扶着老人的，有一个人走着的。
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队伍慢慢地往东移动，像一条灰色的、沉默的河。
春子走了一个多小时，远远地就看到了前面的白髭桥。
桥头上有一面白旗，在风里飘着。
白旗下面站着几个人，穿着灰军装，没有拿枪。
其中一个朝她们喊了一句什么，春子没听清，但她看到那个人在笑。
她很久没看到有人笑了。
足立区。
一月六日。
千叶春子还依稀记得战前的日子。
不是记得哪一天，是记得那种感觉——每天早起，生火，煮粥，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去配给所排队。
队伍很长，但秩序勉强还好，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站着，偶尔聊几句当天的天气和米价。
那时候米虽然也不够吃，但还能买到。
春子会在粥里掺些萝卜和野菜，煮得稀稀的，但总能舀出两碗——一碗给婆婆，一碗给自己和女儿。
女儿放学回来会带回来一张成绩单，或者一张画，春子就把画贴在灶台旁边的墙上。
墙上贴了很多张，大多是白色的鸟，也有树和花。
那个时候的东京，街上有商店，有电车，有人力车。
电影院还在放电影，不过内容大部分都是“圣战”和“大捷”的新闻片。
春子不看电影，她嫌吵。
她最喜欢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澡堂，泡热水，和邻居们聊聊天。
澡堂里水汽弥漫，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说话的声音很清楚。
大家在那时候会讲真话。
有人说丈夫几个月没来信了，有人说儿子在满洲得了一回疟疾，有人说配给米又少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出了澡堂就装作没说过。
但春子觉得，那里面至少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然后联军就开始登陆了。
消息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
先是町内会的铃木会长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说“皇军在九州大破敌军”。
没有人信。
皇军从前线传来的消息从来都是“大破敌军”，但从前线回来的伤兵越来越多。
然后是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邻居偷偷告诉春子——邮局最近接到的“战死通知”比上个月多了一倍。
再然后，联军的空袭就来了。
第一次空袭的时候春子正在灶台前做饭，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她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咣当一声。
她抱着女儿往防空洞跑，跑了一半才想起婆婆还躺在床上。
她又跑回去，把婆婆背起来，再往防空洞跑。
防空洞里挤满了人，闷热，潮湿，还有一股莫名的发霉味。
有人在哭，有人在念佛经，还有人一言不发地蹲在角落里。
头顶上飞机的声音嗡嗡地响，很远，像一大群蚊子在飞。
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地面会震，洞顶的土簌簌往下落。
春子把婆婆和女儿搂在怀里，闭着眼，数着数，等那阵声音过去。
随着日军前线战事的吃紧，联军的空袭也越来越频繁。
空袭逐渐从一周一次变成三天一次，从三天一次变成每天一次，最后变成每天两次——一次在清晨，一次在傍晚。
春子家的窗户玻璃被震碎了两回，第一次用纸糊上了，第二次纸也没了，只能用破布塞。
屋顶的瓦片掉了好几块，下雨的时候漏水，春子用木盆接，接满了再倒。
配给所关门了，因为库房被炸了。
她只能去黑市买米，黑市的价格是官价的十倍，她把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换了一小袋米。
那袋米她吃了半个月，每天数着米粒下锅。
最让她难受的不是饥饿。饥饿她能忍。婆婆瘫痪在床，春子每天给她翻身、喂饭、擦身。婆婆从不说饿，只问——今天有没有英二的消息？
英二是春子的丈夫，三年前被征到满洲，此后音信全无。
春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能去安慰婆婆说也是安慰自己在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婆婆听了就点头，然后闭上眼。
春子不知道婆婆信不信这句话，但她自己不信。
她已经知道满洲那边的仗打了好几年了，回来的没几个。
她知道英二很可能已经死了，但她不能说。
她也不能对女儿说。
女儿已经学会不问爸爸了，只是偶尔在夜里偷偷哭，把脸埋在枕头里，以为春子听不见。
春子听见了，但她也不去戳破。
在联军空袭最凶的那段日子，春子每天只做一件事——把家里仅有的几件东西打包。
几件衣服，一盒火柴，半罐盐，婆婆的药，女儿的识字课本。她把包袱放在门口，随时准备跑。
但她不知道往哪里跑。
东京周围的城镇都在挨炸，往哪里跑都是炸弹。
她只能等。
春子觉得她仿佛是在等联军打进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等这个。
按道理，联军是敌人，是魔鬼，是军部说要“玉碎”的对象。
但春子发现自己不那么怕联军了。
她怕的是每天从天而降的炸弹，怕的是黑市上买不起的米，怕的是邻居们一个一个被征走，怕的是宪兵队半夜敲门把人带走。
这些恐惧是实实在在的。
联军的恐惧，春子还没亲眼见过。
一月初的某一天，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落在了春子家的院子里。
她捡起来，用手抹平了，看了两遍。
传单上说，东边有一条通道，可以从那里撤离，有粮食，有药品，不伤害平民。
春子把传单折起来，塞进衣襟里。
她没有立刻走。
她先去了隔壁，把传单上的内容告诉了佐藤婆婆。
佐藤婆婆听了，摇了摇头，说：
“我走不动了，你去吧。”
春子又去了街角的杂货铺，把消息告诉了老板娘。
老板娘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再看看。”
春子回到家里，坐在灶台前，把传单又看了一遍。女儿从里屋出来，站在她旁边，问：
“母亲，上面写了什么？”
春子说：
“写了……有一条我们的路。”
女儿问：
“什么路？”
春子想了想，说：
“不知道。但总比没有路好。”
第二天早上，春子把婆婆扶起来，给她穿上最厚的衣服，把剩下的干粮包好，把女儿的手牵紧。
她走出家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街上有几个邻居也在往外走，手里提着包袱，步子很快。
春子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房子。
那间住了十年的老屋，墙皮剥落，瓦片残缺，门框被空袭震得歪了，关不严。
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往东边走去。
她不知道东边有什么。
但她知道西边、北边、南边都是炸弹和刺刀。
她只能往东走。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
有推车的，有背孩子的，有扶着老人的，有一个人走着的。
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队伍慢慢地往东移动，像一条灰色的、沉默的河。
春子走了一个多小时，远远地就看到了前面的白髭桥。
桥头上有一面白旗，在风里飘着。
白旗下面站着几个人，穿着灰军装，没有拿枪。
其中一个朝她们喊了一句什么，春子没听清，但她看到那个人在笑。
她很久没看到有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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