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面前的有三种打法。”
他把木棍点在西边的山地位置，
“第一种，从西往东硬推。
正面强攻，逐街逐巷地打。
优点是推进方向明确，目标清晰。
缺点是——东京西边的房屋密度极高，木质建筑为主，一打就烧。
我们打九州的时候，一个门司港就烧了三天。
东京有几百万人，烧起来是什么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紧接着，他把木棍移到北边：
“第二种设想是，从北往南压。
北路部队已经切断了日军向关东撤退的公路，可以从北郊直接南下，配合西线形成夹击。
优点是两面夹击，敌人容易崩溃。
缺点是——东京北边是工业区，厂房和仓库密集，日军的军需储备大多在那里。
打起来一样是硬仗，而且燃烧物比住宅区更多。”
东大同志把木棍移到东边，点了一下东京湾的位置：
“第三种，从东边海上登陆，直接切断东京与外界的水路联系。
海军方面的同志们有这个决心和有这个能力，但东京湾沿岸的防御工事很密，登陆伤亡会很大。
而且一旦登陆，市区内的平民就被彻底围死了，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枪炮。
她们往哪里跑？
跑不了。
几百万人在城里等着被炮弹炸死、被大火烧死、被断水断粮困死。”
他把木棍从地图上拿下来，看着在座的人：
“三种打法，都能打赢。
东京的日军残部撑不了多久了，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
但打赢之后，留下一个烧成灰的东京、一个死了几十万平民的东京——这个胜利，你们觉得值吗？”
堂屋里沉默了一会儿。库兹涅佐夫中将先开口了，声音不高，语速很慢：
“从纯军事角度看，从东边登陆，四面合围，是最彻底的打法。
可以一举歼灭日军残部，不给他们任何突围的机会。
伤亡数字——无论是我们的同志们还是日本平民——都不会小。
但战争就是这样。
我们在某些战役执行的时候，也是先围死了再打的。”
东大同志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反驳。
魏斯上校接过了话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站在彭将军旁边，指着东京东边的那个缺口位置，说：
“柏林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起义攻打柏林的时候，柏林的老百姓大部分已经撤走了。
旧政府当时并没有把平民绑在阵地上。
但日本不同。
东条英机下达了‘玉碎令’，他们把老百姓当成防线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四面合围，城内几百万平民就成了人肉盾牌。
日军会躲在他们中间打我们，我们打回去的时候，打死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日本老百姓祖祖辈辈记住的仇恨。
这个仇恨，在我们战后重建日本的时候，会变成最难消除的障碍。”
德田一直坐在角落里听着，此时站起来，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堂屋里所有人都转过了头：
“各位同志，我说一个数字。
根据日共地下组织从东京传出来的最新情报，东京市区目前有常住人口约三百五十万。
加上从外地逃进来的难民，总数可能超过四百万。
这四百万人里，真正支持军部的——按我们的估算——不到一成。
剩下的九成，有的是被强征进义勇队的，有的是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的，有的——像那些把孩子送上战场又接到石头盒子的母亲——她们心里已经不信军部了，只是走投无路。”
他把眼镜戴回去，指了指地图东边那个缺口：
“如果我们在东边留一个口子——不是让日军跑，是让老百姓跑。
让那些不想打仗的人从东边走出去。
让她们亲眼看到，联军在缺口外面设了接待站，有饭吃，有药吃，有地方睡。
她们会告诉还在城里的人——联军不是魔鬼。
军部说联军是魔鬼，但走出去的人看到的是饭，是药，是帐篷。
她们会回来的。
她们会带着更多的人出来的。”
法国联络官点了点头，用带口音的中文说：
“这在军事上也有利。
我们留下一个缺口，日军就不会拼命。
他们会有人想跑。
想跑的人会动摇想守的人。军心一乱，防线自己就垮了。
比我们硬打进去要快，伤亡也更小。”
意大利联络官补充：
“但如果缺口太大，日军主力也可能从缺口突围。
这个口子开多大，要有控制。”
东大同志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把细木棍搁在地图上。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那就这么定吧。”
他的声音很稳，一字一句，
“围三阙一。西、北、南三面收紧，东面留出通道。
通道的宽度控制在三公里左右，两侧用火力封锁，只放平民，不放武装人员。
通道外面设立接待站，由日共工作组和联军政治部联合运作。
进去的平民登记、发粮、发药、安排住处。
愿意回城的不拦，愿意留在接待站的不赶。
同时，通过地下渠道和传单，把这条通道的位置和接待站的情况传进城里。
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他直起身来，把细木棍往桌上一搁，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三面收紧是军事压力。
一面放开是政治出路。
军事上让他们守不住，政治上让他们不想守。
两边一起使劲，东京才能不打成废墟。”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各部队从今晚开始调整部署。
西线和北线继续向前推进，保持压力，但不要急于攻城。
东线的缺口由朝鲜部队和日共工作组负责。
今晚就派人去缺口位置勘察。
明天早上，接待站开始搭设。
后天——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通道正式开放。”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堂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我们要让日本老百姓在1940 年的第一天，看到的第一件事，不是炮弹，不是大火，是一碗热饭，一个能睡觉的地方，和一条能走出去的路。”
散会之后，堂屋里的人陆续往外走。
东大的同志站在地图前又看了一会儿，把指挥棒搁在桌角，然后转身从后门出去了——后门通向一片被炮火削平了的菜地，现在用作临时指挥所的停车区。
几辆吉普车停在菜地边上，司机蹲在车旁抽烟，看到他出来，纷纷站起来。
东大同志摆了摆手让他们别动，自己走到菜地边上一棵半枯的柿子树下站定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还没点着，身后传来脚步声。
“同志。”
是魏斯上校。
这位德国同志是从堂屋侧门绕过来的，手里也夹着一根烟，没点。
他走到柿子树下，跟东大同志并排站着，看了看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
东京市区方向的天空被一层厚云压着，云层底下有暗红色的反光，那是城里还在燃烧的几处火场。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把烟点着了。
东大的同志抽了一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看着烟散在冷空气里。
他把木棍点在西边的山地位置，
“第一种，从西往东硬推。
正面强攻，逐街逐巷地打。
优点是推进方向明确，目标清晰。
缺点是——东京西边的房屋密度极高，木质建筑为主，一打就烧。
我们打九州的时候，一个门司港就烧了三天。
东京有几百万人，烧起来是什么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紧接着，他把木棍移到北边：
“第二种设想是，从北往南压。
北路部队已经切断了日军向关东撤退的公路，可以从北郊直接南下，配合西线形成夹击。
优点是两面夹击，敌人容易崩溃。
缺点是——东京北边是工业区，厂房和仓库密集，日军的军需储备大多在那里。
打起来一样是硬仗，而且燃烧物比住宅区更多。”
东大同志把木棍移到东边，点了一下东京湾的位置：
“第三种，从东边海上登陆，直接切断东京与外界的水路联系。
海军方面的同志们有这个决心和有这个能力，但东京湾沿岸的防御工事很密，登陆伤亡会很大。
而且一旦登陆，市区内的平民就被彻底围死了，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枪炮。
她们往哪里跑？
跑不了。
几百万人在城里等着被炮弹炸死、被大火烧死、被断水断粮困死。”
他把木棍从地图上拿下来，看着在座的人：
“三种打法，都能打赢。
东京的日军残部撑不了多久了，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
但打赢之后，留下一个烧成灰的东京、一个死了几十万平民的东京——这个胜利，你们觉得值吗？”
堂屋里沉默了一会儿。库兹涅佐夫中将先开口了，声音不高，语速很慢：
“从纯军事角度看，从东边登陆，四面合围，是最彻底的打法。
可以一举歼灭日军残部，不给他们任何突围的机会。
伤亡数字——无论是我们的同志们还是日本平民——都不会小。
但战争就是这样。
我们在某些战役执行的时候，也是先围死了再打的。”
东大同志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反驳。
魏斯上校接过了话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站在彭将军旁边，指着东京东边的那个缺口位置，说：
“柏林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起义攻打柏林的时候，柏林的老百姓大部分已经撤走了。
旧政府当时并没有把平民绑在阵地上。
但日本不同。
东条英机下达了‘玉碎令’，他们把老百姓当成防线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四面合围，城内几百万平民就成了人肉盾牌。
日军会躲在他们中间打我们，我们打回去的时候，打死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日本老百姓祖祖辈辈记住的仇恨。
这个仇恨，在我们战后重建日本的时候，会变成最难消除的障碍。”
德田一直坐在角落里听着，此时站起来，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堂屋里所有人都转过了头：
“各位同志，我说一个数字。
根据日共地下组织从东京传出来的最新情报，东京市区目前有常住人口约三百五十万。
加上从外地逃进来的难民，总数可能超过四百万。
这四百万人里，真正支持军部的——按我们的估算——不到一成。
剩下的九成，有的是被强征进义勇队的，有的是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的，有的——像那些把孩子送上战场又接到石头盒子的母亲——她们心里已经不信军部了，只是走投无路。”
他把眼镜戴回去，指了指地图东边那个缺口：
“如果我们在东边留一个口子——不是让日军跑，是让老百姓跑。
让那些不想打仗的人从东边走出去。
让她们亲眼看到，联军在缺口外面设了接待站，有饭吃，有药吃，有地方睡。
她们会告诉还在城里的人——联军不是魔鬼。
军部说联军是魔鬼，但走出去的人看到的是饭，是药，是帐篷。
她们会回来的。
她们会带着更多的人出来的。”
法国联络官点了点头，用带口音的中文说：
“这在军事上也有利。
我们留下一个缺口，日军就不会拼命。
他们会有人想跑。
想跑的人会动摇想守的人。军心一乱，防线自己就垮了。
比我们硬打进去要快，伤亡也更小。”
意大利联络官补充：
“但如果缺口太大，日军主力也可能从缺口突围。
这个口子开多大，要有控制。”
东大同志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把细木棍搁在地图上。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那就这么定吧。”
他的声音很稳，一字一句，
“围三阙一。西、北、南三面收紧，东面留出通道。
通道的宽度控制在三公里左右，两侧用火力封锁，只放平民，不放武装人员。
通道外面设立接待站，由日共工作组和联军政治部联合运作。
进去的平民登记、发粮、发药、安排住处。
愿意回城的不拦，愿意留在接待站的不赶。
同时，通过地下渠道和传单，把这条通道的位置和接待站的情况传进城里。
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他直起身来，把细木棍往桌上一搁，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三面收紧是军事压力。
一面放开是政治出路。
军事上让他们守不住，政治上让他们不想守。
两边一起使劲，东京才能不打成废墟。”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各部队从今晚开始调整部署。
西线和北线继续向前推进，保持压力，但不要急于攻城。
东线的缺口由朝鲜部队和日共工作组负责。
今晚就派人去缺口位置勘察。
明天早上，接待站开始搭设。
后天——一月一日，新年的第一天——通道正式开放。”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堂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我们要让日本老百姓在1940 年的第一天，看到的第一件事，不是炮弹，不是大火，是一碗热饭，一个能睡觉的地方，和一条能走出去的路。”
散会之后，堂屋里的人陆续往外走。
东大的同志站在地图前又看了一会儿，把指挥棒搁在桌角，然后转身从后门出去了——后门通向一片被炮火削平了的菜地，现在用作临时指挥所的停车区。
几辆吉普车停在菜地边上，司机蹲在车旁抽烟，看到他出来，纷纷站起来。
东大同志摆了摆手让他们别动，自己走到菜地边上一棵半枯的柿子树下站定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还没点着，身后传来脚步声。
“同志。”
是魏斯上校。
这位德国同志是从堂屋侧门绕过来的，手里也夹着一根烟，没点。
他走到柿子树下，跟东大同志并排站着，看了看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
东京市区方向的天空被一层厚云压着，云层底下有暗红色的反光，那是城里还在燃烧的几处火场。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把烟点着了。
东大的同志抽了一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看着烟散在冷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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