埼玉县。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夜。
联军前线指挥部临时驻地。
会议室是借用的当地小学的一间教室。
课桌被拼成了长桌，上面铺着作战地图，地图上从大阪到东京的推进路线被红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箭头旁边用小字注着日期和部队番号。
教室的窗户用黑布蒙着，外面有岗哨。
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黑布吹得微微鼓动。
长桌两侧坐了二十几个人。
东大方面的同志坐在长桌一端，旁边是苏联的库兹涅佐夫中将，德国方面的魏斯上校坐在对面，法国、意大利、波兰、朝鲜的联络官依次排开。
桌子另一端坐着日共中央派来的三名代表，为首的是从东京地下组织赶来的一个中年男人，姓德田，瘦削，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左臂上绑着红布条。
他是日共中央委员，战前在东京做过十年的印刷工人，地下工作经验丰富。
他旁边坐着的是九州地区的日共负责人中村，还有从神户赶来的另一个干部。
会议室里的气氛很沉。
桌上摊着当天的战报——埼玉县南部一天的伤亡统计、各部队上报的“纪律事件”简报、以及一份从东京传来的情报摘要。
东大的同志把战报看了两遍，没有说话。
他把战报递给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看完递给魏斯，魏斯看完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沉默了一会儿。
最先开口的是东大部队的一个师长，姓王，四十出头，他的声音有点沙哑：
“今天在埼玉，我手下的一个连，在村子里被伏击了。
伏击的人里有妇女和半大孩子，手里拿着手榴弹和菜刀。
那个连的同志们进村的时候，还想着按纪律来——先喊话，再搜索。
结果喊话的时候对方就扔了手榴弹。
四个战士当场牺牲。后续赶到的同志们，打死了二十几个伏击的人，里面有几个确实拿着武器，但有几个——后来查了，身上没有武器。
就是站在街边的。
极有可能可能是被流弹打死的。”
他停了一下，用手掌抹了一把脸：
“那个排长才二十二岁。
打完仗之后坐在路边，手抖得点不着烟。
他说他不知道该开枪还是不该开枪。
他怕不开枪自己的人死，又怕开枪打死不该打的人。
这种仗，我们从来没打过。”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法国联络官开口了，他的意思很清楚：
“我们的部队在名古屋外围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日军的正规部队撤走之后，留下的‘义勇队’分散在民居里。
我们的同志们进屋搜查的时候，从柜子里、地板下面、甚至灶台底下冒出人来打冷枪。
我们伤亡了十几个人。战士们的情绪——怎么说——开始失控了。
昨天有一个班，在搜查一栋房子的时候，把房子里的人全部赶出来，让他们跪在路边。
那个班的班长后来被撤了职，但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日共代表德田一直听着，没有说话。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才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
他的声音不大：
“各位同志，我先说一个数字。
根据我们东京地下组织掌握的情报，‘玉碎令’下达之后，全国被编入义勇队的人超过两百万。
其中东京周边大约五十万。这五十万人里，真正自愿的不到三成。
剩下七成是被强征的——有的是被町内会点了名不去不行，有的是被邻居举报之后强行带走的，有的是家里有人已经在军队里，他们不编进去家属就要遭殃。
这七成人不想打仗。
但他们的手上被塞了手榴弹，他们的脑子里被灌了‘联军是魔鬼’的话，他们的周围全是宪兵和军部的人盯着。
谁跑，全家连坐。
谁不拉引信，隔壁邻居就会去告发。”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桌上的战报。
“今天埼玉那些扔手榴弹的人，有一部分是军部的死硬分子，有一部分是被逼的。
我们分不清谁是谁。但如果我们不分清，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打，那就正中军部的下怀。
他们就是要我们跟日本老百姓结仇。
仇结得越深，老百姓就越不敢站到我们这边来。
到最后，我们就算打赢了，日本也剩下一个被仇恨填满的民族。
这片土地上的人会一代一代地恨我们。
这个胜利，是空的。”
东大的同志听到这里，把细木棍拿起来，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他看着德田，问：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区分。怎么区分？
仗打到这个份上，子弹不长眼睛。
你让战士们在五十米外分清对面窗口后面的人是自愿的义勇队员还是被逼的老百姓——这很难去做到的。”
德田点了点头：
“做不到。所以不能靠战场上的判断。要靠战场之外的工作。”
他翻开随身带的一个布面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手绘的东京周边地图，上面用铅笔画了几个圈。他指着那些圈说：
“第一，日共在东京周边有地下网络，虽然军部最近抓了很多人，但基层还在。
我们可以通过地下网络，把传单送进东京市区，告诉老百姓——联军来了之后不会杀平民，不会抢东西，不会烧房子。
传单上要写清楚时间、地点、联军的纪律。
让老百姓知道，拉手榴弹和躲在家里哪个活得下来。”
“第二，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公开的渠道。
比如在已经解放的地区设立接待站，专门接收从东京方向逃出来的日本老百姓。
让他们看到，到了联军这边有饭吃，有地方住，有药吃。他们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面的人。比我们宣传一百遍都管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对已经被编入义勇队的人，我们要有明确的政策——放下武器的不杀，投降的不审，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和粮食。
这件事要公开宣布，要让每一个日本老百姓都知道。
军部说联军是魔鬼，我们就用行动证明不是。
他们在每一条街上贴‘亿万玉碎’，我们就在每一座城门口贴‘放下武器，回家吃饭’。”
德田说完，把笔记本合上。
东大的同志沉默了一会儿，转头看向魏斯上校。魏斯一直在听，没有插话。
此刻他把双手从桌面上拿开，搁在膝盖上，说：
“德田同志讲的这些，跟韦格纳同志在战前电报里说的一段话是一致的。
韦格纳同志当时说——‘我们要用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是魔鬼。
我们要用军纪、用克制、用不拿他们的一针一线、用不让任何一个人受到无辜的伤害，来证明我们不是魔鬼。’这段话我当时在平壤的会议上念过。
现在我们在日本本土打仗，我认为这段话仍然管用。而且比之前更管用。”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用细木棍指了埼玉到东京之间的那段区域。
“前线的军事压力不能松。军事压力越大，日本军部的控制就越脆弱，日共的地下工作就越容易开展。
但同时，纪律必须收紧。
所有部队，从明天起执行新的交战规则——遇到武装人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手里有武器、身上有炸药，一律视为战斗人员，可以使用武力。
但一旦对方放下武器、举起双手，立即停止射击。
没有武器的平民，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不得开枪。
搜查民居时，先喊话，再进入。
发现平民集中看管，不得虐待。
违反者，军法处置。”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夜。
联军前线指挥部临时驻地。
会议室是借用的当地小学的一间教室。
课桌被拼成了长桌，上面铺着作战地图，地图上从大阪到东京的推进路线被红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箭头旁边用小字注着日期和部队番号。
教室的窗户用黑布蒙着，外面有岗哨。
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黑布吹得微微鼓动。
长桌两侧坐了二十几个人。
东大方面的同志坐在长桌一端，旁边是苏联的库兹涅佐夫中将，德国方面的魏斯上校坐在对面，法国、意大利、波兰、朝鲜的联络官依次排开。
桌子另一端坐着日共中央派来的三名代表，为首的是从东京地下组织赶来的一个中年男人，姓德田，瘦削，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左臂上绑着红布条。
他是日共中央委员，战前在东京做过十年的印刷工人，地下工作经验丰富。
他旁边坐着的是九州地区的日共负责人中村，还有从神户赶来的另一个干部。
会议室里的气氛很沉。
桌上摊着当天的战报——埼玉县南部一天的伤亡统计、各部队上报的“纪律事件”简报、以及一份从东京传来的情报摘要。
东大的同志把战报看了两遍，没有说话。
他把战报递给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看完递给魏斯，魏斯看完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沉默了一会儿。
最先开口的是东大部队的一个师长，姓王，四十出头，他的声音有点沙哑：
“今天在埼玉，我手下的一个连，在村子里被伏击了。
伏击的人里有妇女和半大孩子，手里拿着手榴弹和菜刀。
那个连的同志们进村的时候，还想着按纪律来——先喊话，再搜索。
结果喊话的时候对方就扔了手榴弹。
四个战士当场牺牲。后续赶到的同志们，打死了二十几个伏击的人，里面有几个确实拿着武器，但有几个——后来查了，身上没有武器。
就是站在街边的。
极有可能可能是被流弹打死的。”
他停了一下，用手掌抹了一把脸：
“那个排长才二十二岁。
打完仗之后坐在路边，手抖得点不着烟。
他说他不知道该开枪还是不该开枪。
他怕不开枪自己的人死，又怕开枪打死不该打的人。
这种仗，我们从来没打过。”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法国联络官开口了，他的意思很清楚：
“我们的部队在名古屋外围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日军的正规部队撤走之后，留下的‘义勇队’分散在民居里。
我们的同志们进屋搜查的时候，从柜子里、地板下面、甚至灶台底下冒出人来打冷枪。
我们伤亡了十几个人。战士们的情绪——怎么说——开始失控了。
昨天有一个班，在搜查一栋房子的时候，把房子里的人全部赶出来，让他们跪在路边。
那个班的班长后来被撤了职，但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日共代表德田一直听着，没有说话。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才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
他的声音不大：
“各位同志，我先说一个数字。
根据我们东京地下组织掌握的情报，‘玉碎令’下达之后，全国被编入义勇队的人超过两百万。
其中东京周边大约五十万。这五十万人里，真正自愿的不到三成。
剩下七成是被强征的——有的是被町内会点了名不去不行，有的是被邻居举报之后强行带走的，有的是家里有人已经在军队里，他们不编进去家属就要遭殃。
这七成人不想打仗。
但他们的手上被塞了手榴弹，他们的脑子里被灌了‘联军是魔鬼’的话，他们的周围全是宪兵和军部的人盯着。
谁跑，全家连坐。
谁不拉引信，隔壁邻居就会去告发。”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桌上的战报。
“今天埼玉那些扔手榴弹的人，有一部分是军部的死硬分子，有一部分是被逼的。
我们分不清谁是谁。但如果我们不分清，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打，那就正中军部的下怀。
他们就是要我们跟日本老百姓结仇。
仇结得越深，老百姓就越不敢站到我们这边来。
到最后，我们就算打赢了，日本也剩下一个被仇恨填满的民族。
这片土地上的人会一代一代地恨我们。
这个胜利，是空的。”
东大的同志听到这里，把细木棍拿起来，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他看着德田，问：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区分。怎么区分？
仗打到这个份上，子弹不长眼睛。
你让战士们在五十米外分清对面窗口后面的人是自愿的义勇队员还是被逼的老百姓——这很难去做到的。”
德田点了点头：
“做不到。所以不能靠战场上的判断。要靠战场之外的工作。”
他翻开随身带的一个布面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手绘的东京周边地图，上面用铅笔画了几个圈。他指着那些圈说：
“第一，日共在东京周边有地下网络，虽然军部最近抓了很多人，但基层还在。
我们可以通过地下网络，把传单送进东京市区，告诉老百姓——联军来了之后不会杀平民，不会抢东西，不会烧房子。
传单上要写清楚时间、地点、联军的纪律。
让老百姓知道，拉手榴弹和躲在家里哪个活得下来。”
“第二，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公开的渠道。
比如在已经解放的地区设立接待站，专门接收从东京方向逃出来的日本老百姓。
让他们看到，到了联军这边有饭吃，有地方住，有药吃。他们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面的人。比我们宣传一百遍都管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对已经被编入义勇队的人，我们要有明确的政策——放下武器的不杀，投降的不审，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和粮食。
这件事要公开宣布，要让每一个日本老百姓都知道。
军部说联军是魔鬼，我们就用行动证明不是。
他们在每一条街上贴‘亿万玉碎’，我们就在每一座城门口贴‘放下武器，回家吃饭’。”
德田说完，把笔记本合上。
东大的同志沉默了一会儿，转头看向魏斯上校。魏斯一直在听，没有插话。
此刻他把双手从桌面上拿开，搁在膝盖上，说：
“德田同志讲的这些，跟韦格纳同志在战前电报里说的一段话是一致的。
韦格纳同志当时说——‘我们要用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是魔鬼。
我们要用军纪、用克制、用不拿他们的一针一线、用不让任何一个人受到无辜的伤害，来证明我们不是魔鬼。’这段话我当时在平壤的会议上念过。
现在我们在日本本土打仗，我认为这段话仍然管用。而且比之前更管用。”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用细木棍指了埼玉到东京之间的那段区域。
“前线的军事压力不能松。军事压力越大，日本军部的控制就越脆弱，日共的地下工作就越容易开展。
但同时，纪律必须收紧。
所有部队，从明天起执行新的交战规则——遇到武装人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手里有武器、身上有炸药，一律视为战斗人员，可以使用武力。
但一旦对方放下武器、举起双手，立即停止射击。
没有武器的平民，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不得开枪。
搜查民居时，先喊话，再进入。
发现平民集中看管，不得虐待。
违反者，军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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