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已经坐了大半，都是二排的人，一个个裹着灰绿色的防寒大衣，领子竖起来，帽子压到眉毛。
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味和橡胶味。
赫尔曼在弗朗克旁边坐下，把伞包搁在膝盖上，枪靠在舱壁。
他的位置紧挨着一扇圆形的小窗，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霜，他用指甲刮了一下，露出外面灰蓝色的天。
发动机启动了。
整个机身开始震动，频率很低，从脚底板传上来，震得人牙根有些发麻。
头顶的金属架子上挂着一盏应急灯，灯泡是暗黄色的，摇摇晃晃地亮了。
弗朗克靠在座位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对面舱壁上的一个铆钉看。
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我问你个事。”
“说。”
“我们这一万人跳下去，能活着回来多少？”
赫尔曼没立刻回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那是出发前他随手拿的水果硬糖——剥了纸塞进嘴里，又把另一颗递给弗朗克。
弗朗克接过去，剥了纸含在腮帮子里，等着赫尔曼说话。
“最坏的预计是三分之一吧。”
赫尔曼说，
“也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
看日军那边怎么打。但我觉得不会全死。”
弗朗克把糖从左边腮帮子换到右边：
“你怕死吗？”
“怕。”
赫尔曼把糖咬碎了，嘎嘣一声，
“但我更怕活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从生下来就在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父亲解放前在工厂干了三十年，手指头被冲床切掉两根，到死都觉得自己命该如此。
我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工人就不是活该给资本家干活的，生下来就不是。
但日本那边的人还在当。
我去跳这一次，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为了那个跟我爹一样被剥削的日本工人，能有一天不用再被伤害了。”
弗朗克嚼着糖，没说话。
机舱里有人在低声哼歌，调子很轻，听不清是什么，但节奏像是一首老工人歌。
发动机的声音大起来了，机身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动。
弗朗克忽然说：
“排长，我入伍的时候，体检刷了三批人。”
赫尔曼扭头看他。
“我们那批征兵的，三百多个人来报名，最后只留了四十个。
体检筛一道，政审筛一道，体能测试再筛一道。
我以为当伞兵就是跳个伞，结果到了训练营才知道——光跳伞就跳了六种机型，白天跳、晚上跳、雨天跳、大风天跳、挂装备跳、带武器跳。
光是练落地翻滚就把我膝盖摔肿了三个月。”
他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练战术，天天在山里跑，背着三十斤装备跑二十公里，跑完还要打靶。
打不准的加练，加到准为止。”
赫尔曼说：
“所以你才站在这儿。三百多个人里挑出来的四十个，每一个都是尖子。”
“我们连长说了，伞兵是全军挑出来的骨头里的骨头。”
弗朗克把糖咽下去，
“他说整个人民革命军，能进空降兵的不到百分之五。
我们拿的枪是最好的，穿的防寒服是最好的，连跳伞训练用的飞机都比别的部队多。
他说我们才是德国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
赫尔曼从窗口往外看了一眼。
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加速了，两侧的机库和油罐车快速后退。
他收回目光，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待遇最好吗？”
弗朗克摇头。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从天上打出去的。”
赫尔曼的声音在引擎的轰鸣里听得很清楚，
“以前没有德国兵从天上落到别国去过。我们跳下去，不光是打仗。
我们是打样子的。
后面的人看着我们，全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打好了，以后德国军队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这支军队的兵，是从天上来的，打不垮的。”
弗朗克把空了的糖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上衣口袋。他想了想，说：
“排长，我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当兵就是扛枪。
后来长大了，入了伍，上了政治课，才明白当兵是扛什么。”
“扛什么？”
“扛着后面的人。”
弗朗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韦格纳同志在电报里说的——‘我们不是魔鬼’。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跳下去的时候，手里拿着枪，但我不是去杀人的。
我是去告诉那边的老百姓，有人从天上拯救他们来了，不是来杀他们的。”
赫尔曼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他靠在舱壁上，感觉到飞机已经离地了，失重的感觉从胃里往上翻了一下。
他闭上眼，调整呼吸。
机舱里的震动越来越强，发动机的声音从低沉的嗡鸣变成了稳定的轰鸣。
应急灯的光在舱壁上投下一圈一圈晃动的影子。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飞机爬到了巡航高度。
机舱里的温度降下来了，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白雾。
有人开始打盹，脑袋歪在肩膀上。
弗朗克没睡，他从背包侧袋里摸出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翻开来看。赫尔曼瞄了一眼——封面印着“人民革命军战士读本”，第三版，柏林，一九三七年。
“你把这个也带来了啊？”
赫尔曼问。
“当然啊。”
弗朗克说，
“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写得挺好，你听——”
他翻到某一页，借着应急灯的弱光，一字一字念出来，
“‘无产阶级战士的勇敢，不是不怕死。是怕死，但知道为什么必须去死，所以还是去了。’”
赫尔曼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说：
“写这话的人，肯定没坐过飞机。”
弗朗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把小册子合上塞回口袋，靠在座位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你说朝鲜那边什么天气？”
“冷。”
赫尔曼说，
“据说比柏林冷。
风大。
跳下去的时候别张嘴。”
“知道了。”
弗朗克闭上眼，
“我眯一会儿，等到了叫我吧。”
飞机往东飞。
窗外的云层厚了，看不到地面。引擎的轰鸣稳定地响着，像持久而深沉的脉搏。
赫尔曼没有睡，他一直看着窗外——看不到什么，只有一片灰白色的混沌。
但他知道那个方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海的那一边，有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在等着他们。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铝牌，用拇指摩挲着上面的编号。
铝牌被体温焐热了，不再那么凉。
他把牌塞回去，系好扣子，然后也闭上了眼。引擎的震动从座椅传到他的后背，又从后背传到脊柱，像有人在有节奏地敲一面很远很远的大鼓。
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味和橡胶味。
赫尔曼在弗朗克旁边坐下，把伞包搁在膝盖上，枪靠在舱壁。
他的位置紧挨着一扇圆形的小窗，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霜，他用指甲刮了一下，露出外面灰蓝色的天。
发动机启动了。
整个机身开始震动，频率很低，从脚底板传上来，震得人牙根有些发麻。
头顶的金属架子上挂着一盏应急灯，灯泡是暗黄色的，摇摇晃晃地亮了。
弗朗克靠在座位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对面舱壁上的一个铆钉看。
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我问你个事。”
“说。”
“我们这一万人跳下去，能活着回来多少？”
赫尔曼没立刻回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那是出发前他随手拿的水果硬糖——剥了纸塞进嘴里，又把另一颗递给弗朗克。
弗朗克接过去，剥了纸含在腮帮子里，等着赫尔曼说话。
“最坏的预计是三分之一吧。”
赫尔曼说，
“也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
看日军那边怎么打。但我觉得不会全死。”
弗朗克把糖从左边腮帮子换到右边：
“你怕死吗？”
“怕。”
赫尔曼把糖咬碎了，嘎嘣一声，
“但我更怕活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你想想，我们这一辈子，从生下来就在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父亲解放前在工厂干了三十年，手指头被冲床切掉两根，到死都觉得自己命该如此。
我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工人就不是活该给资本家干活的，生下来就不是。
但日本那边的人还在当。
我去跳这一次，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为了那个跟我爹一样被剥削的日本工人，能有一天不用再被伤害了。”
弗朗克嚼着糖，没说话。
机舱里有人在低声哼歌，调子很轻，听不清是什么，但节奏像是一首老工人歌。
发动机的声音大起来了，机身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动。
弗朗克忽然说：
“排长，我入伍的时候，体检刷了三批人。”
赫尔曼扭头看他。
“我们那批征兵的，三百多个人来报名，最后只留了四十个。
体检筛一道，政审筛一道，体能测试再筛一道。
我以为当伞兵就是跳个伞，结果到了训练营才知道——光跳伞就跳了六种机型，白天跳、晚上跳、雨天跳、大风天跳、挂装备跳、带武器跳。
光是练落地翻滚就把我膝盖摔肿了三个月。”
他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练战术，天天在山里跑，背着三十斤装备跑二十公里，跑完还要打靶。
打不准的加练，加到准为止。”
赫尔曼说：
“所以你才站在这儿。三百多个人里挑出来的四十个，每一个都是尖子。”
“我们连长说了，伞兵是全军挑出来的骨头里的骨头。”
弗朗克把糖咽下去，
“他说整个人民革命军，能进空降兵的不到百分之五。
我们拿的枪是最好的，穿的防寒服是最好的，连跳伞训练用的飞机都比别的部队多。
他说我们才是德国精锐中的精锐，王牌中的王牌！”
赫尔曼从窗口往外看了一眼。
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加速了，两侧的机库和油罐车快速后退。
他收回目光，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待遇最好吗？”
弗朗克摇头。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从天上打出去的。”
赫尔曼的声音在引擎的轰鸣里听得很清楚，
“以前没有德国兵从天上落到别国去过。我们跳下去，不光是打仗。
我们是打样子的。
后面的人看着我们，全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打好了，以后德国军队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这支军队的兵，是从天上来的，打不垮的。”
弗朗克把空了的糖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上衣口袋。他想了想，说：
“排长，我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当兵就是扛枪。
后来长大了，入了伍，上了政治课，才明白当兵是扛什么。”
“扛什么？”
“扛着后面的人。”
弗朗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韦格纳同志在电报里说的——‘我们不是魔鬼’。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跳下去的时候，手里拿着枪，但我不是去杀人的。
我是去告诉那边的老百姓，有人从天上拯救他们来了，不是来杀他们的。”
赫尔曼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他靠在舱壁上，感觉到飞机已经离地了，失重的感觉从胃里往上翻了一下。
他闭上眼，调整呼吸。
机舱里的震动越来越强，发动机的声音从低沉的嗡鸣变成了稳定的轰鸣。
应急灯的光在舱壁上投下一圈一圈晃动的影子。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飞机爬到了巡航高度。
机舱里的温度降下来了，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白雾。
有人开始打盹，脑袋歪在肩膀上。
弗朗克没睡，他从背包侧袋里摸出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翻开来看。赫尔曼瞄了一眼——封面印着“人民革命军战士读本”，第三版，柏林，一九三七年。
“你把这个也带来了啊？”
赫尔曼问。
“当然啊。”
弗朗克说，
“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写得挺好，你听——”
他翻到某一页，借着应急灯的弱光，一字一字念出来，
“‘无产阶级战士的勇敢，不是不怕死。是怕死，但知道为什么必须去死，所以还是去了。’”
赫尔曼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说：
“写这话的人，肯定没坐过飞机。”
弗朗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把小册子合上塞回口袋，靠在座位上，两臂交叉抱在胸前。过了一会儿，他说：
“排长，你说朝鲜那边什么天气？”
“冷。”
赫尔曼说，
“据说比柏林冷。
风大。
跳下去的时候别张嘴。”
“知道了。”
弗朗克闭上眼，
“我眯一会儿，等到了叫我吧。”
飞机往东飞。
窗外的云层厚了，看不到地面。引擎的轰鸣稳定地响着，像持久而深沉的脉搏。
赫尔曼没有睡，他一直看着窗外——看不到什么，只有一片灰白色的混沌。
但他知道那个方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海的那一边，有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在等着他们。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铝牌，用拇指摩挲着上面的编号。
铝牌被体温焐热了，不再那么凉。
他把牌塞回去，系好扣子，然后也闭上了眼。引擎的震动从座椅传到他的后背，又从后背传到脊柱，像有人在有节奏地敲一面很远很远的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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