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前面两章在修改时，不小心删了。)
1968年5月10日，圣丹尼贫民窟。
天刚蒙蒙亮，铁皮棚连成的街区里，早起的咳嗽声、咒骂声、此起彼伏。
街道上，三三两两坐着人，准备开工的、做早饭的、闲聊的，都是从南华的土著移民。
阮文强蹲在修鞋摊前，正给一双旧工装鞋换鞋跟。脚边摆着半根昨天啃剩一半的法棍，外皮干硬，内里没什么滋味，却是他今天的食物。
“强叔！”
柬埔寨少年阿明颠颠跑过来，怀里揣着两根刚从面包店买来的法棍，还带着点余温。
“今早刚出炉的，软乎点，你尝尝。”
阮文强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推辞，接过面包咬了一口，比自己那根半干的好咽些。
阿明蹲在他脚边，抱着面包啃，嚼得腮帮子鼓鼓的，一根大法棍下肚，能顶大半天的活。
“强哥，早啊。”占萨打着招呼走过来。
他在雷诺汽车厂当流水线工人，有正式合同，还入了法国籍，在同乡里算混得不错的。
他今天轮休，特意过来看看。
他从包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黄油，递过去：“家里用不完的，你拿着抹面包吃。”
阮文强抬头扫了一眼，没推辞，顺手塞到木箱侧边：“谢了。最近厂里忙不忙？”
“还行，累是累点，但养活一家人。”
占萨蹲在旁边的石头上，从怀里摸出根法棍，就着黄油咬了一大口：“听说上周码头又裁了一批，你们修鞋的生意受影响不？”
“凑活。”阮文强低头打磨着鞋跟，声音平平的：“有活就干，没活就坐着，饿不死。”
这话半真半假。
饿是饿不死，可日子也没多好。搁以前，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落到摆地摊修鞋的地步。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话题聊着聊着，就扯回了十几年前。
阮文强他是土生土长的南越人，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佃户过活。
法国殖民那几十年，是真的苦——地租高到吓人，赋税压得喘不过气。
要是遇上涝灾颗粒无收，他爹就是那年饿死的，三个弟弟妹妹也都没熬过去。
白人庄园主骑着高头大马巡视田地，看他们这些人，就像是看圈里的牲口。
1953年，南华的军队打过来了。
法国人连夜跑了，地主老爷一家也跟着跑了。南华军队开仓放粮，跟着说分田分地。
那时候全村人都跪在路边喜迎王师，阮文强也跪在里面。
不久后，他分到了三亩山脚下的薄地，虽然肥力差、离水源远，但好歹是自己的。
头一年种稻，收的粮食够全家吃，不用再啃树皮、不用再逃荒。
那时候他是真感激南华，真觉得李崇文总统是救星。能吃饱了，不会再饿死了。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可日子一长，那点感激慢慢就变了味。
同村的华人、安南人和老挝移民，分的都是湄公河边的良田。一人五亩，水好土肥，一年三熟，收成是他家的五倍以上。
一年不到，人家纷纷盖起砖瓦房，买了耕牛，孩子都送到县城读书，穿得都是新衣服。
再看自己家，三亩薄地，风调雨顺勉强够吃，遇上旱季就得勒紧裤腰带。
儿子想上学，学费都凑不齐。
说不眼红，那是假的。
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凭什么？
阮文强不是没怨过。
可不敢闹。
之前闹事的人，全家都被安南人和老挝人组织的安保队，以通敌的罪名送到海外去了。
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但他估计，没几个能活着回来。
他有老婆有孩子，不敢赌。日子就这么不上不下地熬着，饿不死，也好不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的劳务公司进村了。
当时，穿西装的翻译站在晒谷场上，拿着大喇叭喊，说得天花乱坠：“各位父老乡亲！”
“法兰西本土招工啦！”
“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男性，工资是种地的十倍！包吃包住，顿顿有肉有面包。”
“干满三年，就能回来。到时候买地盖房，送孩子读书，轻轻松松当地主。”
“法兰西是什么地方？文明世界！！”
“那里遍地都是机会，遍地都是女人，只要肯干活，能吃苦，就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
晒谷场上挤满了人。
谁没见过法国人？
当年殖民时期，那些法国老爷衣着光鲜，住着大庄园，吃着肉喝着酒，过着神仙生活。
再看看自己眼下不上不下的日子，看着同村的华人获得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心里那点不平衡，瞬间被点燃了。
赌一把！
赌三年，换一辈子好日子。
阮文强当场签了三年劳务合同。老婆抱着他哭，说别去，在家好歹有口饭吃。
他摸着三岁儿子的头，粗糙的手掌擦去儿子眼角的眼泪，说：“等我回来，给你盖砖瓦房，送你去县城读书，让你也穿新衣服。”
他以为是奔好日子去的。他以为去了法兰西，就能跨过阶层，就能追上华人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法国是天堂。”
阮文强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慨道。
“可不是。”说到这，占萨笑了笑。
“我回家卖了两亩地，给那个翻译塞钱，还怕选不上。那时候能选上的，都跟中了奖似的。”
刚到法国那几年，确实是黄金期。
战后重建加基建扩张，到处都缺人。
工地、矿山、港口，敞开了招。工资高，活多，只要肯卖力气，月月能攒下钱。
他们这批劳工，省吃俭用，大半工钱都寄回老家，贴补家用、盖房子，风光得很。
老家的人见出去的都能挣钱，更眼红了。在南华政府的鼓动下，纷纷去法国打工。
说到这儿，占萨顿了顿：“你还记得不？”
“后来我们想接家属过来，本来以为得自己花一大笔钱，结果南华政府直接给包了。”
阮文强点点头。
这事他印象太深了。
那时候，他也准备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申请递上去，没两天就批了。移民的路费、手续费一分没花，都是南华政府掏的。
不仅如此，南华政府还跟法国谈判，帮他们这批劳工入籍，只要愿意申请，基本都能过。
前后十年，陆陆续续过来了一百六十多万人，大多都顺利拿到了法国国籍。那时候大家都念南华的好，说政府贴心，替他们考虑周全。
“那时候是真好啊。”占萨是发自内心的对南华、对李崇文充满感激：“我老婆孩子就是59年过来的，政府给掏的路费，入籍也包了。”
所以他一直念南华的好。
当初分地，虽然地不好，可也不用再像殖民时代那样被白人随便打死、随便饿死。
后来出来法国打工，政府帮着对接、帮着移民家属、帮着入籍，仁至义尽了。现在日子虽不富贵，可比当年在老家强太多了。
可不是人人都有他这个运气。
六十年代初，法国的大基建慢慢收尾，工地裁人，矿山减产，很多土著劳工都失业了。
对于庞大的失业土著，法国政府是准备将他们遣返南华的，但被南华拒绝了。无奈之下，只能送到非洲去。而阮文强，就被抓到非洲去。
每天凌晨四点下井，深夜十点上来，十二个小时高强度劳作，矿尘漫天，毒气呛人。
吃的差，住得更差。动作慢一点，监工的皮鞭就劈头盖脸抽下来，旧伤叠着新伤。
一起去的两百个同乡，不到两年，累死、病死、埋在矿难里的，就有一百三十多号人。
死了就用袋子一装，扔到矿场外的沙漠，野狗啃食，没人收尸。
阮文强靠着一股狠劲熬了下来。第三年矿上闹暴动，他趁着混乱拼命逃出来，一路乞讨、打黑工、躲警察，辗转大半年，终于回到巴黎。
他以为到了巴黎，找到大使馆就能回家。
可南华大使馆官员却说——
他的国籍早就被注销了。法国政府已经认定他死亡，不承认他的公民身份，禁止入境。
从那以后，他就在圣丹尼贫民窟落下脚。
当年在矿上伤了腿，干不了重活，转回巴黎工地又赶上裁员，没了正式工作。
平日里靠摆摊修鞋，收入时有时无。全靠老婆在洗衣店的工作，才没让一家人流落街头。
“我跟你不一样。”
阮文强沉默半天，开口声音有点沙哑。
在这里，他们是整个巴黎最底层的存在。
白人见了他们会吐口水，会骂他们贱民，公园不让待，公交上没人愿意挨着坐。
就连同样底层的北非移民、黑人移民，都敢骑在他们头上。街头的黑人混混就经常对他们拦路勒索，抢工钱，打人出气。
他们连报警都不敢——自己是黑户，警察来了先抓他们，罚款、遣送，都是要命的事。
地位，连黑人都不如。
“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我拼了命逃离矿井、拼了命逃回巴黎、拼了命打黑工。我在这里受尽白眼、受尽欺负。”
“结果呢？我拼死拼活换来的日子，和我当年留在南华老家的日子，一模一样。”
“我带着老婆孩子、背井离乡，跨过半个地球。就为了过来，过着老家一模一样的日子。”
阿明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根本不懂强哥这是在抱怨什么，生活不是很好吗。
“总会好起来的。”占萨安慰道。
“我跟你不一样。”阮文强沉默半天：“你有正式工作，有身份，我就是没工作的黑户。”
像阮文强这样的人不少。
建设潮退了之后，土著劳工一部分人分流进了工厂、环卫、家政、保安，稳住了脚跟。
但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只能靠打零工、捡废品为生，混迹在贫民窟，成了边缘人。
有稳定工作的，自然对南华、对李崇文感恩戴德，觉得日子比老家好百倍。
没工作落魄的，满心怨怼，觉得是南华把他们送出来，现在不管了，想回去都回不去。
正说着，阿明突然说道。
“强叔，占叔！”少年咽下面包说道：“上周又有三个同乡被送到非洲了，都是没身份的。”
占萨皱了皱眉：“不是说最近不查了吗？”
“说是本地人的工作都被抢了，政府就拿移民开刀。”阿明回想父亲的话，有点后怕。
“还好我爸妈当年入籍了，我出生在法国。不然……”他没说下去。
贫民窟里那些没身份、没工作的，天天怕警察查，怕被送到非洲去，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这时候，巷口传来拐杖戳地的声音。
1968年5月10日，圣丹尼贫民窟。
天刚蒙蒙亮，铁皮棚连成的街区里，早起的咳嗽声、咒骂声、此起彼伏。
街道上，三三两两坐着人，准备开工的、做早饭的、闲聊的，都是从南华的土著移民。
阮文强蹲在修鞋摊前，正给一双旧工装鞋换鞋跟。脚边摆着半根昨天啃剩一半的法棍，外皮干硬，内里没什么滋味，却是他今天的食物。
“强叔！”
柬埔寨少年阿明颠颠跑过来，怀里揣着两根刚从面包店买来的法棍，还带着点余温。
“今早刚出炉的，软乎点，你尝尝。”
阮文强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推辞，接过面包咬了一口，比自己那根半干的好咽些。
阿明蹲在他脚边，抱着面包啃，嚼得腮帮子鼓鼓的，一根大法棍下肚，能顶大半天的活。
“强哥，早啊。”占萨打着招呼走过来。
他在雷诺汽车厂当流水线工人，有正式合同，还入了法国籍，在同乡里算混得不错的。
他今天轮休，特意过来看看。
他从包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黄油，递过去：“家里用不完的，你拿着抹面包吃。”
阮文强抬头扫了一眼，没推辞，顺手塞到木箱侧边：“谢了。最近厂里忙不忙？”
“还行，累是累点，但养活一家人。”
占萨蹲在旁边的石头上，从怀里摸出根法棍，就着黄油咬了一大口：“听说上周码头又裁了一批，你们修鞋的生意受影响不？”
“凑活。”阮文强低头打磨着鞋跟，声音平平的：“有活就干，没活就坐着，饿不死。”
这话半真半假。
饿是饿不死，可日子也没多好。搁以前，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落到摆地摊修鞋的地步。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话题聊着聊着，就扯回了十几年前。
阮文强他是土生土长的南越人，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佃户过活。
法国殖民那几十年，是真的苦——地租高到吓人，赋税压得喘不过气。
要是遇上涝灾颗粒无收，他爹就是那年饿死的，三个弟弟妹妹也都没熬过去。
白人庄园主骑着高头大马巡视田地，看他们这些人，就像是看圈里的牲口。
1953年，南华的军队打过来了。
法国人连夜跑了，地主老爷一家也跟着跑了。南华军队开仓放粮，跟着说分田分地。
那时候全村人都跪在路边喜迎王师，阮文强也跪在里面。
不久后，他分到了三亩山脚下的薄地，虽然肥力差、离水源远，但好歹是自己的。
头一年种稻，收的粮食够全家吃，不用再啃树皮、不用再逃荒。
那时候他是真感激南华，真觉得李崇文总统是救星。能吃饱了，不会再饿死了。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可日子一长，那点感激慢慢就变了味。
同村的华人、安南人和老挝移民，分的都是湄公河边的良田。一人五亩，水好土肥，一年三熟，收成是他家的五倍以上。
一年不到，人家纷纷盖起砖瓦房，买了耕牛，孩子都送到县城读书，穿得都是新衣服。
再看自己家，三亩薄地，风调雨顺勉强够吃，遇上旱季就得勒紧裤腰带。
儿子想上学，学费都凑不齐。
说不眼红，那是假的。
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凭什么？
阮文强不是没怨过。
可不敢闹。
之前闹事的人，全家都被安南人和老挝人组织的安保队，以通敌的罪名送到海外去了。
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但他估计，没几个能活着回来。
他有老婆有孩子，不敢赌。日子就这么不上不下地熬着，饿不死，也好不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的劳务公司进村了。
当时，穿西装的翻译站在晒谷场上，拿着大喇叭喊，说得天花乱坠：“各位父老乡亲！”
“法兰西本土招工啦！”
“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男性，工资是种地的十倍！包吃包住，顿顿有肉有面包。”
“干满三年，就能回来。到时候买地盖房，送孩子读书，轻轻松松当地主。”
“法兰西是什么地方？文明世界！！”
“那里遍地都是机会，遍地都是女人，只要肯干活，能吃苦，就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
晒谷场上挤满了人。
谁没见过法国人？
当年殖民时期，那些法国老爷衣着光鲜，住着大庄园，吃着肉喝着酒，过着神仙生活。
再看看自己眼下不上不下的日子，看着同村的华人获得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心里那点不平衡，瞬间被点燃了。
赌一把！
赌三年，换一辈子好日子。
阮文强当场签了三年劳务合同。老婆抱着他哭，说别去，在家好歹有口饭吃。
他摸着三岁儿子的头，粗糙的手掌擦去儿子眼角的眼泪，说：“等我回来，给你盖砖瓦房，送你去县城读书，让你也穿新衣服。”
他以为是奔好日子去的。他以为去了法兰西，就能跨过阶层，就能追上华人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法国是天堂。”
阮文强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慨道。
“可不是。”说到这，占萨笑了笑。
“我回家卖了两亩地，给那个翻译塞钱，还怕选不上。那时候能选上的，都跟中了奖似的。”
刚到法国那几年，确实是黄金期。
战后重建加基建扩张，到处都缺人。
工地、矿山、港口，敞开了招。工资高，活多，只要肯卖力气，月月能攒下钱。
他们这批劳工，省吃俭用，大半工钱都寄回老家，贴补家用、盖房子，风光得很。
老家的人见出去的都能挣钱，更眼红了。在南华政府的鼓动下，纷纷去法国打工。
说到这儿，占萨顿了顿：“你还记得不？”
“后来我们想接家属过来，本来以为得自己花一大笔钱，结果南华政府直接给包了。”
阮文强点点头。
这事他印象太深了。
那时候，他也准备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申请递上去，没两天就批了。移民的路费、手续费一分没花，都是南华政府掏的。
不仅如此，南华政府还跟法国谈判，帮他们这批劳工入籍，只要愿意申请，基本都能过。
前后十年，陆陆续续过来了一百六十多万人，大多都顺利拿到了法国国籍。那时候大家都念南华的好，说政府贴心，替他们考虑周全。
“那时候是真好啊。”占萨是发自内心的对南华、对李崇文充满感激：“我老婆孩子就是59年过来的，政府给掏的路费，入籍也包了。”
所以他一直念南华的好。
当初分地，虽然地不好，可也不用再像殖民时代那样被白人随便打死、随便饿死。
后来出来法国打工，政府帮着对接、帮着移民家属、帮着入籍，仁至义尽了。现在日子虽不富贵，可比当年在老家强太多了。
可不是人人都有他这个运气。
六十年代初，法国的大基建慢慢收尾，工地裁人，矿山减产，很多土著劳工都失业了。
对于庞大的失业土著，法国政府是准备将他们遣返南华的，但被南华拒绝了。无奈之下，只能送到非洲去。而阮文强，就被抓到非洲去。
每天凌晨四点下井，深夜十点上来，十二个小时高强度劳作，矿尘漫天，毒气呛人。
吃的差，住得更差。动作慢一点，监工的皮鞭就劈头盖脸抽下来，旧伤叠着新伤。
一起去的两百个同乡，不到两年，累死、病死、埋在矿难里的，就有一百三十多号人。
死了就用袋子一装，扔到矿场外的沙漠，野狗啃食，没人收尸。
阮文强靠着一股狠劲熬了下来。第三年矿上闹暴动，他趁着混乱拼命逃出来，一路乞讨、打黑工、躲警察，辗转大半年，终于回到巴黎。
他以为到了巴黎，找到大使馆就能回家。
可南华大使馆官员却说——
他的国籍早就被注销了。法国政府已经认定他死亡，不承认他的公民身份，禁止入境。
从那以后，他就在圣丹尼贫民窟落下脚。
当年在矿上伤了腿，干不了重活，转回巴黎工地又赶上裁员，没了正式工作。
平日里靠摆摊修鞋，收入时有时无。全靠老婆在洗衣店的工作，才没让一家人流落街头。
“我跟你不一样。”
阮文强沉默半天，开口声音有点沙哑。
在这里，他们是整个巴黎最底层的存在。
白人见了他们会吐口水，会骂他们贱民，公园不让待，公交上没人愿意挨着坐。
就连同样底层的北非移民、黑人移民，都敢骑在他们头上。街头的黑人混混就经常对他们拦路勒索，抢工钱，打人出气。
他们连报警都不敢——自己是黑户，警察来了先抓他们，罚款、遣送，都是要命的事。
地位，连黑人都不如。
“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我拼了命逃离矿井、拼了命逃回巴黎、拼了命打黑工。我在这里受尽白眼、受尽欺负。”
“结果呢？我拼死拼活换来的日子，和我当年留在南华老家的日子，一模一样。”
“我带着老婆孩子、背井离乡，跨过半个地球。就为了过来，过着老家一模一样的日子。”
阿明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根本不懂强哥这是在抱怨什么，生活不是很好吗。
“总会好起来的。”占萨安慰道。
“我跟你不一样。”阮文强沉默半天：“你有正式工作，有身份，我就是没工作的黑户。”
像阮文强这样的人不少。
建设潮退了之后，土著劳工一部分人分流进了工厂、环卫、家政、保安，稳住了脚跟。
但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只能靠打零工、捡废品为生，混迹在贫民窟，成了边缘人。
有稳定工作的，自然对南华、对李崇文感恩戴德，觉得日子比老家好百倍。
没工作落魄的，满心怨怼，觉得是南华把他们送出来，现在不管了，想回去都回不去。
正说着，阿明突然说道。
“强叔，占叔！”少年咽下面包说道：“上周又有三个同乡被送到非洲了，都是没身份的。”
占萨皱了皱眉：“不是说最近不查了吗？”
“说是本地人的工作都被抢了，政府就拿移民开刀。”阿明回想父亲的话，有点后怕。
“还好我爸妈当年入籍了，我出生在法国。不然……”他没说下去。
贫民窟里那些没身份、没工作的，天天怕警察查，怕被送到非洲去，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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